獵藥人專刊訪談 | 埃格林醫藥董事長杜濤：人工智能（AI）是獵槍，創新藥是獵物，如何用好AI這支獵槍？
來源：獵藥人俱樂部
時間：Jun,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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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制藥再成焦點。各大MNC制藥巨頭為其紛紛“代言”，火熱程度可見一斑。如禮來CEO近日稱，AI可能顛覆整個行業；賽諾菲則直接宣布全公司數字化轉型邁出下一步，“All in”人工智能和數據科學，期待為創新藥研發的加速取得突破性成就。
海外監管機構也開始重視AI在醫藥研發中的應用潛力，如FDA 2022年收到了180多個將AI用于臨床設計的相關IND/NDA遞交。
這場火也早已燒到了國內，然而走在前列的藥企卻寥寥無幾。看到了國內AI臨床開發很長一段時間的空白后，連續創業者杜濤的第三次創業即將目光放在了AI制藥賽道上，于2019年成立埃格林醫藥。
埃格林醫藥創始團隊也有些特別，不僅具有多年的醫藥工業界經驗，多位還曾擔任過FDA審評員，熟悉藥物研發和監管，從而將AI團隊與醫學、法規團隊形成合力。
僅用三年，埃格林醫藥已培育出了10款管線，其中5款候選藥已獲FDA臨床批文，成為國內AI制藥企業中的佼佼者。此外，該公司近日官宣了好消息，與老牌的CRO——博濟醫藥合作，加強AI賦能新藥臨床試驗設計。
當AI遇上制藥，聽創始人杜濤講述埃格林醫藥如何用好AI這把槍，從而實現高效開發，獲得更多的“獵物” ——創新藥。
采訪|嘉賓：
· 埃格林醫藥創始人、董事長 杜濤博士
采訪|媒體：
· 獵藥人俱樂部&E藥經理人
Q1：請簡要介紹一下公司基本情況（包括成立時間、公司所在地、團隊構成、主要業務布局、產品管線等）。
杜濤博士：埃格林于2019年9月成立，到現在成長為一個三歲半的公司。成立之初，公司的核心技術人員由5位曾擔任過FDA審評人員所構成。除了FDA標簽外，公司三位聯合創始人都有不同的專業，分別從事臨床前藥物毒理、CMC和臨床。另外，我們的三位聯合創始人都是在2000年或之前離開FDA的，所以除了FDA的經驗，還都有超過20多年的醫藥工業界經驗。此后，我們又征招了一些具備跨國藥企經驗的技術人員，構成了我們公司的核心團隊。
成立至今，有幾個理念一直貫穿公司發展。
首先我們不追熱點，而追臨床需求，強調做有巨大臨床需求的候選藥物，如公司目前兩款用AI開發的創新藥，一是治療眼底干性黃斑病變的EG-301，另一款是治療婦女妊娠期先兆子癇的EG-101，這兩個藥的適應癥都是目前全球無藥可醫的疾患。雖然這兩款藥在研究初期有一些難度，但隨著臨床開發的深入，道路反而越發平坦；第二講究高效開發，強調時間成本；第三作為一家Biotech，能夠盡早獲得營收,打造自我生存能力。
另外，我們非常關注產品的國際化。從開發之初，我們就關注所有在研產品的全球市場專利布局。迄今為止，我們有36項報批的專利，其中20項已經獲得了授權。
而今，我們管線進展也較為順利，3年做出了10條管線，分別集中在眼科、血管和自免三大領域，其中5個候選藥已獲得了FDA臨床批文，包括2個一期臨床批文、2個二期批文和1個三期批文。
Q2：我們了解到，在創立埃格林之前，您已有過兩次創業經歷，作為“連續創業者”，再次創業為何選擇“AI制藥”賽道，并聚焦在“AI賦能創新藥的臨床開發”？與其他幾次創業相比面臨的挑戰在哪里？
杜濤博士：實際上，我們創始團隊都是經典的藥物研發人員。我們最早還是準備循序“老路”，但在2020年，即公司成立不到半年時，我們就關注到各大藥企都在擴展自己的AI團隊。通過了解，我們發現不少藥企都把使用AI技術用于新藥研發當成一個重要戰略目標。之所以如此，則是因為使用傳統新藥研發方法來做藥的時間越來越長，且費用越來越高，而成功率反而越來越低。這時，大家都開始反思這種傳統的做法在未來還能持續多久的問題。與此同時，AI用于臨床在國外已大幅前進，而中國由于疫情造成的信息不暢，很少有人用AI技術做臨床研究；當時中國雖然已有六七十家AI藥企，但將AI技術應用在臨床上的藥企算是微乎其微，而新藥的臨床研究卻是花錢最多、用時最長，且最容易造成新藥研發失敗的階段。因此，結合AI技術越來越成熟，我們就把AI關注點集中在臨床設計和臨床研究上。我們美國分公司的團隊非常緊密地跟蹤AI的使用，在過去三年抗疫中，中國大多AI藥企把關注點集中在分子和靶點研究時，我們已經把腳放在了臨床設計、臨床研究、臨床應用等開發端。因此，我們的AI臨床能力也不斷發展，第一個藥獲FDA批準進入臨床用了將近兩年時間，而第二個藥只用了半年的時間。Q3：埃格林側重研發“FID”藥物，以EG-101為例，這是全球首款由AI技術開發的用于治療先兆子癇的Me-Only新分子藥物，這個項目在立項之初公司主要考慮的因素是什么？
杜濤博士：“First-in-Disease”的概念即開發治療無藥可醫疾病的藥物。“FID”首先意味著巨大的臨床需求；其次，這種藥作為首選藥，開發中的患者招募相對容易；第三從商業角度，也容易被醫學界和工業界所認可，或更容易與大的跨國藥企形成戰略合作。其實，在任何我們項目的立項之初，我們都會做商業評估，而商評基本上要考慮三點主要因素：第一市場規模，即市場上未來可以為該藥所付出的費用規模；第二是否有競爭性產品，競爭性產品越少，臨床價值越大；第三開發難度，開發難度過大的產品不是一般Biotech的實力所能承受的。當沒有AI技術時，因為不知道某種疾病的很多具體情況，所以開發起來確實非常困難。當使用了AI技術后，很多過去很難的臨床設計將會變得容易起來。Q4：埃格林不久前與博濟醫藥簽署臨床研發戰略協議，將自己的“妙悟AI”平臺引入中國新藥臨床試驗，您認為這項戰略合作對國內臨床CRO的意義是什么？對埃格林的意義是什么？
杜濤博士：博濟醫藥是一個國內老牌上市CRO，有著強大的一站式服務資源，也在國內做過很多治療領域的臨床試驗。我們與他們合作，以便共同開發一些比較難做的臨床實驗。最核心的當然是有利于藥物的快速開發。舉例來說，過去中國的臨床開發是一種跟進式開發，俗稱following。譬如，已經有多個降脂藥已經獲批，如果我也要開發一個降脂藥，那就參照其他降脂藥的臨床試驗設計去設計自己藥物的設計，所以這樣臨床設計在思路上并不難。但現在中國醫藥工業的研發水平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要做具有全新靶點或者全新適應癥的新藥，這相當于從零開始設計，這時AI的使用就為全新藥物的臨床試驗設計提供了巨大助力，通過基因分析、疾病圖譜分析等，最后使全新臨床設計更趨于合理。這是我們和博濟合作的共贏之處。我們即有高效的臨床設計能力，也有能獲得監管機構溝通的法規能力。這些能力使得我們能為博濟提供一些助力；而博濟的臨床經驗和臨床執行能力，又反過來助力我們進一步檢驗AI輔助的臨床設計，從而我們的AI臨床能力獲得進一步提升。Q5：埃格林作為中國“用AI賦能創新藥臨床開發”的先驅，在研發人員構成與要求上，與其他醫藥創新企業有何區別呢？國內目前“AI”醫藥研發人才供給情況如何？
杜濤博士：其實我們最早使用AI進行臨床開發時,也面臨著很大的困擾——“沒有人”。首先國內沒有這方面的人才，這時我們需要通過獵頭從國外招募AI人才，當時人才競爭非常激烈。隨著疫情結束，海外有AI背景的科學家陸陸續續回到中國，國內的一些技術人員通過幾年的教育和實踐，也漸漸掌握了一定的AI技術，現在國內要招一個AI人員的難度比當年要小得多。Q6：AI人才如何與醫藥團隊進行融合，有什么經驗可以分享？
杜濤博士：AI怎么能夠與醫藥技術結合，最初我們也沒有答案，這也是為什么第一款使用AI技術，并獲得FDA批準臨床的藥物花費了大約兩年時間。我們目前認為，AI技術的臨床使用，一定是由醫藥科學家提出問題，再和AI科學家共同去解決這個問題，AI是工具，最后需要以一款新藥來作為體現。對于埃格林的團隊來說，我們的獵物是藥，AI是我們的槍，如何用好這把槍以打到更多的獵物，是我們團隊整體使命。在一批AI人才加入到埃格林之后，雖然他們不懂制藥，但他們在AI上的理解極大地幫助我們，而我們在醫藥方面的理解也擴大了AI人員的視野，醫藥專家、法規專家進一步幫助他們進行理解并設計出更科學和更合理的AI算法。在如何整合AI團隊和醫學團隊的過程中，我們也走過了一些彎路，最初想借助一個有AI能力的CRO的力量，但最后發現他們幫不了，究其原因，因為他們的核心團隊僅由AI人員構成，在更深入介入臨床問題時顯的非常乏力。我們最后總結出AI藥物成功具備的三要素，除了AI技術的使用，還需要醫學人員參與AI平臺研發和臨床等階段，以及融入法規團隊的經驗完成監管機構的批準和評估，AI、醫學和法規 三個方面都是不可缺的。目前，埃格林自己跨界的醫學團隊、法規團隊與AI團隊的結合已經基本上完成。目前，我們團隊成員有2/3的人才在國內，1/3的人才在國外。Q7：您覺得目前中國的AI制藥走到哪一步了？國內、國外差距主要集中在哪里？對于它的未來，您腦海里是一幅什么樣的圖景？
杜濤博士：AI最早進入中國的是藥物發現，包括分子的設計、分子與靶點的關系，但在疫情期間，國內已經由早期的分子發現、分子設計與靶點的關系擴展到藥理毒理及臨床。很遺憾的是，在過去的三年新冠疫情期間，由于我們與全球外部信息的通暢出了問題，迄今為止，國內不少AI藥企工作多數集中在前端靶點和分子。而在AI用于臨床方面，埃格林確實是處于絕對的國內領先地位，而且埃格林真實地做出自己的兩款創新藥了。在未來，我個人認為，中國的AI、醫學和法規將會實現更緊密的結合，目前很多AI醫學公司主要是AI科學家，沒有足夠的醫學人員和法規人員；第二中國的AI醫藥工業一定要從早期的分子發現藥物設計向后端的臨床臨床試驗移動，實現端到端。這個過程中離不開整合型的團隊。團隊里即包括早期的AI化學家，中期AI藥理毒理學家，以及后端的AI臨床和法規專家。
